国企改革，难在“突破铁饭碗”？

站在国企改革三年办法收官之年，预测将来，中国的国企改革仍然面临许多的寻衅，须要继承啃硬骨头、根除病灶。下一步，倘若能通过员工持股等鼓励机制有用变更各方积极性、改善国企谋划、盘活国有资产，国企开释出的活力将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告急增长点

图/视觉中国

文|《财经》记者 张寒 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国企兴，则国家兴。国资强，则国家强。

五年前，中国联通引入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中国人寿等14家战略投资者总计780亿元资金参股，从而开启了“史上最大力大举度混改”。五年已往，中国联通的净利润由2016年的1.54亿元上升至2021年的63.05亿元，大幅扭转了2015年营收利润恶化的局面。

外界广泛评价，混改给错失4G期间先机的联通带来一次奋发向上的黄金窗口期。而作为联通北京公司的一名平常员工，陈超告诉《财经》记者，混改后确实感到福利报酬提升，提升通道和时机增多，与此同时，联通公司的管理较从前也严了许多。

改变不但发生在中国联通。作为国民经济的“定盘星”，国有企业恒久负担着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高程度科技自主自强、保障党和国家庞大战略落地等任务。载人航天、深海探测、港珠澳大桥、深海一号油气田等庞大项目，背后均离不开国企国资的气力。然而，由于一些体制机制僵化，恒久以来，国企也广泛存在大而不强、服从不高、活力不敷等题目。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要不绝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2015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引导意见》正式印发，与其配套形成的“1+N”文件体系，开端勾画出国企改革门路图。2016年2月，国资委发布国有企业“十项改革试点”落实操持，涵盖落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谋划管理者、企业薪酬分配差别化改革等事项。

自此，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源”为主变化，国企改革提速落地。2016年起，联通团体、东航团体、南方电网在内的统共四批试点200多家国企踏入混改试验田。中化和中国化工、宝钢和武钢、中核和中核建合二为一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在6月先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26组47家中央企业实行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新组建、吸收国家管网团体、中国星网等9家中央企业，中央企业数目从十年前117家调解至97家。

2022年是国企改革三年办法收官之年。2012年-2021年，天下国资体系羁系企业累计实现增长值111.4万亿元，年均增长9%，高出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2.3个百分点。但从国企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上缴税金等指标看，十年间国企增速约莫增长1倍，相较民营企业增速仍然存在肯定差距。漫漫改革长路已行至中途，接下来，怎样续写“国资国企强中国”新篇章？

股权混改推动优化管理谋划

2022年，中国进入《财产》天下500强的国有企业从2012年的65家增长至99家，此中国资委羁系的央企有47家、地方国企39家，金融企业13家。十年间，陪同团体气力强大，国企创新本领不绝增强：央企建成700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累计投入研发经费6.2万亿元，年均增速高出10%；到2021年底，拥有研发职员107万人，比2012年底增长53%。

改变是怎样发生的？

梳理已往十年的国企改革门路图，大抵可分为三方面：起首是大刀阔斧举行国企产权改革，如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肴杂全部制改革与分类改革。其次是提速创建当代公司制，加快国企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别的，加快变化谋划机制、鼓励科技创新。实行年度稽核加分、研发费用视同利润加回、资源金注入、工资总额单列等支持政策，推行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开展“双百办法”、地域性综改试验、科改树模办法等改革专项工程等。

以备受关注的混改为例。国资委党委委员、秘书长彭华岗在本年6月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消息发布会上先容，2013年以来，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引入各类社会资源高出2.5万亿元。现在，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所属的肴杂全部制企业户数占比分别高出70%和54%。

中国联通2017年后变为联通团体持有A股上市公司股份36.7%，14家战略投资者合计持股35.2%，社会公众股东持股25.5%，员工限定性股票鼓励操持持股2.6%，实现了多元股权制衡。时任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王晓初在2018年底先容，新一届董事会改组为“独立董事5人+联通公司董事3人+新进入战略投资董事5人”，形成了市场化的董事会布局。团体还开展“瘦身健体”，团体总部部门、省分本部和地市公司管理机构分别镌汰三分之一、五分之一、四分之一。别的，累积授予管理骨干、技能骨干及中高级管理职员等7752人7.94亿股。

一位恒久观察运营商竞争的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联通在杭州、深圳创建了电商运营中央，分别对接阿里、腾讯。马化腾的姐姐马建南原先在深圳电信工作，厥后到联通工作十多年，客岁退居二线。作为中国联通深圳公司前副总司理，她和谐深圳电商运营中央，促成联通与腾讯推出“巨细王卡”，为联通带来大量新增用户，也为腾讯圈定了大量流量，实现了双赢。同时，这几年，联通也和阿里云、腾讯云共同探索大云业务，不外现在结果一样平常。

各家国企根本不一，改革盼望与结果也差别。张晓（化名）是北京一家大型基建范畴国企的中层员工，他告诉《财经》记者，改革后内部报酬没有太大厘革，只要不犯大错误，就不会丢饭碗。但改革后管理流程变得更繁琐，工作更要求依法合规，按标准步调和流程作业。国企员工拿北京户口须要依照更加严酷的规章流程，难度也在变大。只管团体还没有清晰的混改动作，但总公司和民营企业合资创建了一些较小的子公司在探路。企业的构造架构也在厘革，已经按照当代公司制度的要求创建了董事会、总司理、外部董事、监事等机构和部门。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传授郑志刚向《财经》记者评价，这几年，许多国企举行公司制改造、引入民间资源作为战投，有用改善了公司内部管理，并通过并购重组举行财产布局优化，带来新厘革、新情形。一些地域的国资羁系链条开端创建，诸如天津国资委下创建国资运营公司，推行出资人的羁系职责。但同时，部门国企改革后，企业管理构架换汤不换药；有的焦点股权布局改革较为守旧，大多是谋划层面改良和财产布局调解优化。一些国企改革后，服从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善，个别地域以致出现了“假混改”等征象，国企改革之路依然道阻且长。

一方面是股权布局改革停滞仍待破解。郑志刚举例，两家“全部者缺位”的国企归并，并未引入真正关心企业谋划状态的民企。个别国企为了完成任务，先让民企进入，再让民企退出，同样没有真正引入红利动机明确的民企，既没有实现股权多元化、实质性推动谋划机制转换，也没有实验员工持股和机动多样的鼓励政策，这属于改革的误区。另有个别地方的国企改革没有赋予民企股东应有权益，其战投职位不被恭敬。这些“假混改”只是昙花一现。

另一方面，民营股东的气力仍待增强。惠誉评级公司亚太区中国企业研究高级董事黄筱婷对《财经》记者表现，民企融资源领较为单薄，部门项目投资退出路径不明确。疫情下对将来远景的不确定性，也限定了它们的参股意愿。别的，谋划不善、财政羸弱的国企是最须要改革的对象，反而难以吸引社会资源。现在，国企改革在“混”，即实现股权多元化方面取得一些盼望，包罗提升国有资产证券化率、引入各类社会资源、提升员工持股等等。但就部门案例看，大部门社会资源投资者尚不敷以对国企决议发挥强谎话语权，从而到达“改”的目的。

相较国企混民资，民企混国资则是另一种混改模式。惠誉研究表现，向国企投资者转让控股权的上市民企数目直线上升，从2017年仅6家到2018年18家，再到2019年至2021年期间的每年约50家。黄筱婷先容，国企在支持新兴财产和进步国有资源回报的任务推动下，比年来积极在战略性新兴行业探求投资时机。此中，处于医药、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半导体和智能都会行业代价链的企业，被地方国有资源运营与投资公司视作热门收购标的。这些民营企业则可借助新入主的国有企业股东资助它们改善融资渠道、低沉融资源钱，并引荐更多商机，动员科技创新。同时，黄筱婷提示，国企投资民企的汗青较短，现在还看不出显着成效，若投资标的选择不妥，大概增长国企母公司的财政负担，反而低沉国有资源回报率。

比年来，许多国企混改的重点已经渐渐从“混股权”走到了“改机制”的新阶段，包罗推动形成当代企业制度、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中恒久鼓励机制等。但现实上，国企怎样一步步真正创建起当代企业制度也是难点。黄筱婷指出，差别企业间迥然差别的文化、管理风格、薪酬框架和决议过程都是后期融合过程中面临的寻衅，这些因素大概会影响关键人才的留任以及可否引发企业创新活力。尽职观察亦是影响投资结果可否到达预期的告急条件之一。

诸如对于“突破铁饭碗”，各方观点不一。作为国企员工，张晓以为，国企的定位决定了其器重社会责任，赔钱也得做，未必太留意经济效益。“固然，末了政府必须得补返来，否则国企员工不允许。现在国家每年照旧给我们企业许多补贴，拉动根本办法创建和经济发展。”

以后，怎样寻求国企与外部资源的更多共识，镌汰混改阵痛？

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对《财经》记者指出，对混改企业而言，无论是国企引入非公经济的投资者，照旧反向混改由国资入股民企，都须要选择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投资者；双向选择、深入沟通、创建有用制衡的管理布局，才气在混改后上风互补。对投资者而言，也应订定明确详细且可实操投资战略。国企与投资者应当买通上鄙俚财产链、代价链，规模扩张，实现协同；大概增补研发、市场、渠道、人才等方面的资源。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向《财经》记者发起，下一步，国企混改应当继承对峙“三因三宜三不”的原则，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对峙“美满管理、强化鼓励、突出主业、进步服从”的方针，分类、分层推进。在混改过程中，要留意对推进混改的须要性和可行性举行充实研究。

美满“管资源”体制开释更大红利

怎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国资羁系的恒久困难。已往十年，国资羁系机制探索从“管企业”向“管资源”变化。制止2021年底，天下国资体系羁系企业资产总额到达259.3万亿元，比2012年底增长了2.6倍，年均增长15.4%。十年来，中央企业累计上交税费18.2万亿元，上缴国有资源收益1.3万亿元，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源1.2万亿元。

翁杰明先容，这十年，国资委创建健全“三同一、三团结”的国资羁系职能体系，发挥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三化”羁系上风，推动形成国资羁系大格局。连续深化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加快推动谋划性国有资产会集同一羁系，建整天下国资国企在线羁系体系，增强对下级政府国资羁系工作的引导监视。有用推动管资源与管党建相团结，推行出资人职责与推行国资羁系职责相团结，党内监视与出资人监视相团结，让国资羁系“长牙”“带电”。

国资委公布的数据表现，2021年中央企业实现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9.5%，利润同比增长30.3%，净利润同比增长29.8%，均创汗青最好程度。2021年中央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到达69.4万元，同比增长17.5%；百元业务收入付出的本钱费用是94元，同比降落0.9元；资产负债率保持稳固，年末资产负债率是64.9%，完成年初订定的控制在65%以下的目的。

但同时，另一些反映国企谋划质量的数据则不那么乐观。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的研究表现：2011年以后的国企利润总额上升，重要是资产规模扩张的结果，而且随着资产扩张的过程，边际收益递减，ROA和ROE不绝降落。这也是中国经济已往十几年的写照，非常依靠投资驱动，但投资的边际收益在递减，每投入一块钱带来的GDP和利润在不绝降落。

天下工商联研究室原主任陈永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盘算，天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利润率2013年为2.6%，以后一起降落，2015年为1.9%，到2020年为1.27%，十年间降落了一半。这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每百元资产创造的利润，2013年为2.6元，2020年为1.27元，远低于银行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此中，国有控股企业总体显着低于天下规模以上企业均匀程度，而央企的资产利润率显着高于天下国企均匀程度——现实上，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管资源”国资羁系体制，学界和业界仍有差别观点。

王丹先容，国资委明确了“支持和鼓励国有企业团体对相对控股的肴杂全部制企业实行更加市场化的差别化管控”，也就是以“管资源”为主。这意味着，国有股东要通过股东会使用股东职权，通过向董事会派出股权董事表达股东意愿，不干预企业一样寻常谋划活动。国企团体对国有股权比例低于50%且其他股东可以或许有用加入公司管理的国有相对控股混改企业，依法依规实行有别于国有独资企业的管控，以更市场化的机制强化鼓励、进步服从。

在郑志刚看来，国资羁系体制仍有尚待改进之处。2012年和2013年的改革方案出炉以后，中央提出从“管企业”酿成“管资源”，但是更加实质性的改变另有待进一步落实。好比大型央企财产团体的转型题目：部门大型央企财产团体拥有巨大的资源系族，这些央企的总部仍然是在“管人管事管企业”。将来央企财产团体的总部可否转型为国有资源投资运营公司？优点相干方的优点怎样均衡？怎样实现央企总部多余职能的体面退出？这是最大的寻衅。

美满国资羁系体制，有无标杆性的国外履历可资鉴戒？

梁斯先容，法国是以国家股东管理为主的国资管理模式，新加坡采取“三条理”国资管理模式，美国则采取烈?度市场化的分级分类国资管理模式。在郑志刚看来，疫情期间，新加坡的经济活力以及国有资源谋划的淡马锡模式等体制上风得到了充实表现。中国可以鉴戒新加坡模式，将大型央企团体的总部改组为N家国有资源运营公司，推动国资管理体系的实质性转化。一些央企团体拥有上千家子公司，团体总部应当尽快转型为管资源的出资者，通过董事会落实诉求，在司理人选择、薪酬制度等方面依照市场规则举行，渐渐把权利下放，把管人管事管企业的权利回归到子公司和孙公司，并通过约请外部董事，创建起制衡性的股权构架。仅央企团体总部引入外部董事，作用大概不大；但团体总部变为出资方，子公司、孙公司都引入外部董事，或让战投超额委派董事，董事会制衡作用将大大增强，从而改善基于人情社会的中国式内部人控制题目。云云，才气创建起国企的当代企业制度，国企才气布满活力。

黄筱婷也提示，中国现在关注较多的是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中国国资管理模式与体制机制具有独特发展汗青，两国市场布局亦有巨大差距，不宜简单复制。

王丹夸大日本财团和商社模式的鉴戒意义。他以为，日本二战后的经济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财团体制和商社模式。商社平台将财产和金融团结，通过构造贸易署理、金融服务、仓储物流、投资咨询等职能，使疏松的各个功能得到整合，买通财产链各个环节。在构造安排上，综合商社并不直接举行生产活动，而是通过提供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恒久相助关系，渐渐取得质料和产物的贸易署理权，同时动员财团关联企业的共同投资。王丹表现，这一模式对于中国国企改革中财产链的构建、构造情势和管理布局的安排等具有鉴戒意义，国有资源可以通过公道的情势，好比少量参股，对各个环节的资源举行有用整合。

对于国资参股民企情况，王丹进一步指出，国企改革中，存在民营企业与国企在体系上的衔接题目。比方董事会成员、专业委员会的设置，党的领导在决议体系中的表现。公司管控授权需团结市场化管理须要，按国企团体体系梳理规范。要在保持企业原有市场化体制机制机动高效的同时，与国企的管理体制相团结。肴杂全部制的中国国企要探索有别于国有独资企业的管控模式。羁系机构在管资源的方式下，应以包涵的心态，恭敬企业既有的管理规则和上市公司管理办法，同时将党建等管理要素与管理布局有机融合，美满鼓励束缚机制。

现实上，理顺国企国资羁系机制，更须要厘清背后国企定位、国企把持、公平竞争等题目。在郑志刚看来，国企混改的目的是落实竞争中性，下一步应该体系反思国企民企职位，推动公平竞争，在混改中让国企和民企都能有进有退，制止民企站在混改门外夷由不前。

王丹发起，接下来，一是放开市场准入，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范畴，不得额外对民企设置准入条件，放开竞争性业务。二是创建公平同一的市场羁系制度，规范失信团结惩戒对象纳入标准和步调，规范名誉核查，保障民营企业划一得到资源要素。三是强化公平竞争，整理与企业性子挂钩的行业准入、资质标准、财产补贴等规定和做法。四是扫除招投标隐性壁垒，对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不设置与业务本领无关的门槛。

郑志刚也指出，将来应该通过混改，让国企与民企在许多范畴共同突破，齐头并进，终极实现竞争中性。金融机构应该更多根据企业的业务发展本领提供授信，让金融资源的设置更加公正、有服从。政府应该按照当代企业制度管理国企，产生更多效益，实现国企良性循环。固然，当前中国国资和国企拥有的隐性制度上风依然较为显着，一些国企僧多粥少的局面依然存在。将来，中国的国企改革仍然面临许多的寻衅，须要继承啃硬骨头、根除病灶。

站在国企改革三年办法收官之年，郑志刚表现，中国经济将来的盼望，一是在数字经济的增量，二是在国企改革的存量。下一步，倘若能通过员工持股等鼓励机制有用变更各方积极性、改善国企谋划、盘活国有资产，国企开释出的活力，将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告急增长点。

（应被访者要求，陈超、张晓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