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七成职员不消交个税，为何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余淼杰详解

高端访谈

3月1日起，一年一度个税汇算正式开始。叠加专项附加扣除，你能退税多少？南都记者相识到，本年全国两会，有关个税的话题再次引起热议，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此建言献策，包括提高个税起征点，专项附加扣除扩围等。南都记者获悉，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建议，适度调解优化个人所得税率，包括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0万元/年。

当前的个税起征点为5000元，即每人有6万元/年的根本减除费用，而社会上热议“几亿人月入几千元”。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表现，现在，我国取得综合所得的职员中，无需缴纳个税的职员占比凌驾七成。在剩余不到三成的实际缴税职员中，60%以上仅适用3%的最低档税率，缴税金额较少。加上专项附加扣除，年收入不凌驾10万元的，根本无需缴纳个税。

那么，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须要性是什么？哪些人群将受益？怎样利用让更多人受益？低落个税最高税率和提高慈善捐助扣除比例有什么思量？对此，南都对话余淼杰举行解答。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

南都：每年个税起征点提高与否都会引起热议。本年提出这项建议的须要性和告急性是什么？

余淼杰：尽管宏观经济出现复苏态势，但消耗动能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际税收竞争加剧等标题仍制约高质量发展进程。在此配景下，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成为深化财税改革、激活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抓手。

收入是消耗的条件。从提振住民消耗、开释内需潜力来说，亟需税收政策精准发力。当前消耗复苏动能仍显不足。究其缘故起因，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消耗主力，其税后可支配收入增长受限：当前个税起征点（6万元/年）使月收入5000元至1.6万元的工薪阶级综合劳动资本较高，叠加教诲、医疗、养老等刚性付出上升，可支配收入增长空间受限，直接抑制消耗升级意愿。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矛盾依然突出，2024年基尼系数攀升至0.465，远超国际警戒线（0.4）。现行个税制度对劳动收入与资源收益的差异化调治不足，工薪阶级负担主要税负，而资源性收入征税力度薄弱，进一步加剧“劳动重税、资源轻税”的结构性失衡。

在此配景下，通过个税改革定向减轻中等收入群体负担、强化资源利得调治，成为破解“消耗疲软—收入分化”恶性循环的关键突破口。

南都：现在无需缴纳个税的职员占比超七成，年收入不凌驾10万元的，根本无需缴纳个税。您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0万/年，哪些人群将受益？

余淼杰：将综合所得起征点提至10万元/年，叠加赡养老人、子女教诲等专项附加扣除后，家庭年免税额度可达16万元（10万元起征点+3.6万元赡养老人+2.4万元子女教诲+其他扣除），覆盖年收入12万至16万的中等收入群体。团体政策将大大开释消耗潜力，拉动社会消耗品零售总额增长。

南都：差别地区收入程度差异较大，社会上热议“几亿人月入几千元”，个税起征点提高该怎么利用让更多人有“得到感”？

余淼杰：具体而言，建议同步在北上广深等高资本区试点10万元/年起征点，重点缓解高房价挤压效应；中西部地区则通过“赡养老人扣除翻倍+返乡就业补贴”组合，激活县域底子消耗市场。通过“全国普调+地区试点”双轨计谋，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普惠减负，并差异化破解地区消耗抑制困难，为“提低扩中”目的提供多层次支持，为稳固社会、公平共享注入焦点动能。

南都：我国个税结构中，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占申报人数的1%，其申报缴纳的个税占五成以上，是个税“调高惠低”作用的体现。您为什么提出低落个税最高税率？深圳的境外人才税收补贴政策有怎样的意义？

余淼杰：低落最高边际税率，可以提拔国际人才竞争力。全球产业链重构配景下，税收政策成为各国争取高端资源的焦点工具。我国现行个税最高边际税率45%已偏离国际竞争力基准。建议将最高税率降至35%，与美国（37%）、新加坡（24%）等经济体接轨，缩小高端人才税后收入差距。

以年薪200万元为例，税率调解后税后收入从110万元增至130万元，明显提拔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别的，可设立跨境人才税收特区，对符合条件的境外专家实验“五年免税期”，参考深圳市境外人才税收补贴政策，为境外高端人才提供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我国税率与政策的调解不但是税制优化，更是全球创新要素配置本事的战略升级，为我国焦点技术攻坚战储备关键人力资源。

南都：您还建议提高个人捐助税前扣除比例，这是基于怎样的思量？

余淼杰：我国慈善捐赠规模连续扩大，2023年社会捐赠总额达1363.8亿元，同比增长25.7%，但捐赠主体结构失衡标题突出：我国慈善捐赠恒久依赖企业主导，个人捐赠占比较低。而2023年美国个人捐款额还占总捐款额的67.2%。

究其根源，我国税收鼓励政策存在制度短板：现行政策规定个人捐赠税前扣除限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的30%，且不可跨年度结转。实物捐赠需通过指定机构评估并开具票据，流程周期长达1-2个月，严重抑制民间公益活力。

因此，通过提高个人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从当前的30%提拔到40%-50%，并允许未使用额度跨年度结转，最多连续五年。如许一来，不但能鼓励更多人参与公益，也能让捐赠举动变得更加可连续。也可以引导社会资源弥补公共服务缺口，可以形成“富人多捐、中产减负、贫民受益”的分配调治链条，实质性推动个税“提低、扩中、调高”目的落地。

南都：现在，社会上对于慈善捐赠和个税抵扣还有些顾虑。您以为要做好哪方面工作？

余淼杰：简化捐赠流程是关键。通过推出“电子捐赠票据”系统，捐赠者可以更便捷地举行捐赠确认和税收抵扣，大大收缩手续处理惩罚时间，提拔捐赠者的参与度。

别的，必要加强捐赠资金的透明度，确保公益项目真正落地，也能加强公众对慈善奇迹的信任。为此，可以要求公益构造定期公开捐赠用途和项目审计陈诉，确保资金的高效使用。

与此同时，还可以设立一些奖励机制，特殊是对捐赠大额资金的个人或企业，给予肯定的税收优惠或荣誉称呼，进一步鼓励社会各界投入公益奇迹。通过这些步伐的综合推进，将有效推动社会财富的公道再分配，促进更广泛的公平共享。

采写：南都记者陈秋圆 发自北京

南都全国两会报道组